许晓光：17—19世纪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

作者：许晓光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摘  要：近世日本朱子学和国学在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神化皇权的理论，强调天皇为神的后裔，本应拥有“神圣至尊”的地位和权力。德川幕府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日本思想界祭起“皇权主义”大旗，深入论证并广泛传播天皇及皇权“神圣至尊”的思想，使天皇成为凝聚民心、发动“尊王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还出现了“尊皇扩张”的政治主张。明治维新后，皇权主义思想继续演进并被推向极致，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碍，但也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关键词：日本  皇权主义  记纪文化  神化

日本中世至近世，天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威，基本处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边缘。德川幕府统治初期，由于思想界出现活跃态势，一些思想家开始探讨重树天皇权威的问题。到幕府统治末期，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皇权主义思想再度流行起来，并一直延续至近代，使天皇地位在日本达到空前的高度。皇权主义思想以宣扬天皇为“神的后裔”和天皇地位“神圣至尊”不容怀疑为核心，强调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这一切都使长期在政治上被冷落的天皇，到明治时期迅速成为日本大多数国民普遍认知并日益崇拜的对象，也使明治日本政治体制设计具有浓郁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色彩，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关皇权主义思想在日本流行这一重要问题，国内学界关注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涉及天皇制结构和天皇权威重建问题的论文比较多，日本学界代表性论著有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形象的形成》等。但这些研究未能从思想史的角度清楚地回答，作为“神之后代”的天皇，在长期无权无势、几乎被社会忽略以后，怎样被思想界重新捧上至尊地位，乃至在近代被置于“国体”的中心？近世有哪些宣扬神化天皇和皇权至尊的思想流派？明治时期的皇权主义与古代的“神政”思想有何继承关系？皇权主义思想在不同时代的多重表征之间，有无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因此，从思想史的视角，对近代早期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的演化和流行作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能帮助我们清楚认识皇权主义在近代日本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探讨的皇权主义思想内涵十分复杂，它大致包括这样的逻辑：天皇是神的后裔，地位至尊，因而无论天皇是否实际掌握了权力，均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国家官员（即便实际掌权的将军）皆为天皇的臣下，应当对天皇忠贞不贰，禁止僭越不轨。

一、古代至中世天皇神化思想之滥觞

日本近世的皇权主义思想与古代神化皇权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种思想从古代到近世经过了起伏和变化，呈现出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的表征。“天皇”和“皇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天皇原本是自然人，但被日本古代思想界宣扬为神的后裔。皇权原本是指天皇掌握的权力，包括政治统治、宗教祭祀、经济运营、军队统率、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权力。由于天皇被神化，天皇统治下的日本也被史书称为“神国”，所以管理“神国”的权力也顺理成章地被解释为“神权”。尽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天皇深居冷宫，并无实权，但日本思想界根据神话传说和带有神话性质的史书记载，认为天皇原本“应当”拥有这些国家管理权力，只是一段时期被武将篡权了。于是，天皇的地位和他“应当”拥有的权力皆被皇权主义思想作了神化阐释。从古代至近世，日本思想界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和演绎，这些阐释往往将天皇和皇权两种概念混用，难以明确区分。

古代日本史书将天皇描绘成“天神的子孙”，“天皇即神的后代”的观念长期在社会上流传。这种观念源于8世纪初编纂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合称“记纪”）二书。《古事记》是神代记，而《日本书纪》则从神代进入了历史。《古事记》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是712年由安万侣将稗田阿礼的口述内容整理汇编而成，并将该书献给了元明天皇。书中杜撰出在远古时期，高天原诞生了最初的神，从天之御中主神至女神伊邪那美命，共诞生出7代神。其中男神伊邪那歧命和女神伊邪那美命相结合，产生了日本列岛14座，之后又产生了诸神。他们共生出10位神，这些神及其后代又产生出诸神，共计35位。这些神灵中的天照大神的后裔，就是日本的历代天皇。

《日本书纪》在720年由舍人亲王等人负责编撰完成。内容主要是从上古众神时代到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事件。在《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大神的三贵子诞生后,被分配统治天上、天下和海原三界：“伊奘诺尊敕任三子曰：天照大神者，可以治高天原也；月读尊者，可以治沧海原潮之八百重也；素戋鸣尊者，可以治天下也。”这里的三贵子分治的空间，大致就是通常理解的天、地、海三界。后来日本思想界对这三界的解释范围越来越宽泛，不仅包括日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还包括全亚洲。上述就是日本神化皇权的最初来源，也称“记纪文化”。

尽管这类神话传说编造得十分复杂而生动，但神化皇权的思想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却遇到了严重的实践困境。从摄关政治开始，天皇的权力迅速衰落。自从镰仓幕府在日本实际掌权后，天皇一直处于地位崇高但没有政治权力的尴尬境地。之后无论是室町幕府时代、安土桃山时代还是德川幕府时代，天皇皆未实际掌权，成为将军们任意摆布的傀儡。当然，正因如此，天皇家族才能避免被杀戮和消灭，保持所谓“万世一系”的血脉。在这种尴尬的政治地位下，天皇和皇权神圣观念在较长的时间里，似乎销声匿迹了。

14世纪前期，作为后醍醐天皇近臣的北畠亲房（1293—1354）撰写了一部有关天皇的史书即《神皇正统记》。一方面，北畠亲房继承了“记纪文化”中神化天皇和日本的传统思想，在书中糅合了许多神道内容。例如开篇便直言不讳地提出：“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始开基，传给日神永续……天祖国常立尊，闻敕授给阳神阴神、天照大神。”随后又强调，“地神第一代大日灵尊称之为天照太神。又日神也称为皇祖也”。北畠亲房将天皇与日本结合起来，生动描述道：“其后天照太神、高皇产灵尊合计，下达给皇孙八百万神，共承敕令辅佐之……将三种神宝授予。预先诏敕皇孙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主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另一方面，北畠亲房又以朱子学为指导思想，宣扬“大义名分”，讨伐“乱臣贼子”，主张公家、武士应当遵循传统秩序，辅佐天皇，这样才能使社稷稳定、民众安康。书中用较大篇幅谴责了平清盛等忤逆之臣危害天皇大权的罪行。对于后来建立镰仓幕府的源赖朝及其执政后的社会状况，北畠亲房也颇有微词：“赖朝功勋不比昔日，却偏掌天下。君主不能心安理得也……后白河之时，奸臣当道。天下之民，几乎涂炭。”北畠亲房认为，这些状况皆因臣下乱了君臣之道，图谋僭越不轨导致。所以他总结道：“探究以下克上，非道也。”《神皇正统记》宣扬“天神肇国”和“天皇神圣”的传统观念，在日本中世思想界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皇权回归的呼唤。尽管这一主张未得到舆论界的响应，但对近世皇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近世前期朱子学与国学的皇权主义思想

到了近世，日本社会吸收了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所宣扬的君臣大义名分论。该学说认为，臣下只能绝对忠于君主，而不能议论君主的德才是非；君臣大义必须坚持，否则国将不国。日本信奉朱子学的知识分子提出：天皇应是日本理所当然的最高统治者，幕府统治不符合君臣大义名分。他们继承了“记纪文化”中有关天皇是“神的子孙”、“万世一系”、血统延绵不绝的传说，反对中国孟子的“汤武放伐”论，主张皇权至高无上，幕府将军应按照大义名分，将政权返还天皇。

被誉为海南朱子学派“崎门始祖”的山崎暗斋（1618—1682）提出，君主凌驾于臣上，如同天永远在地之上，乃自然形成的规律，不可由人力更改：“礼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朱子更转语说得文王心出。夫然后天下之为君臣者定矣。”因此臣对君永远只能是崇敬，无论君主是否具备德才，也无论其功过是非如何，皆不能对君主“放伐”甚至“革命”。正所谓“周公之于身亦优为之，欲得夷齐无怨之仁，厌闻汤武革命之意”。这种将自然与社会混为一谈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了山崎暗斋反对汤武革命，维护“神的后代”天皇的正统地位之意。虽未明言，但实际暗含了否定幕府僭越行为的用意。

山崎暗斋的思想被其弟子浅见斋（1652—1711）继承。浅见与其师一样，抹杀了政治关系与自然产生的亲子关系的区别，宣扬忠君大义。他认为君臣关系如同天伦衍生出的自然亲子关系，臣下对君主应如同儿子对父亲那样绝对忠诚，这是治国根本。因此，治乱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忠诚，就是臣下为君尽坦诚之心，即便是处境艰难，忍辱负重，也要尽忠君之大义。因此，“上下尊卑，各自确立名分。万古不可动摇者，如同天地之位。无论如何，君指导臣，臣无论在何处，皆服从君而无二心。乃各位当然之道理”。可以看出，“崎门”两代主要依据朱子学混同自然与社会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从儒学宣扬的自然伦理角度，强调忠君的不可动摇性。

而山崎暗斋的另一位弟子谷重远（1663—1718）则崇尚神道，将神学与儒家文化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忠君思想。一方面，他继承了“记纪文化”，认为日本是“神皇一统，万世一系”，“天照大神……因敕皇孙曰：苇原瑞穗国是我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这可以看出他与北畠亲房的理论一脉相承，强调天皇的自然属性和“神圣”性质。另一方面，谷重远又对比认为，日本不像中国存在“二本”现象——既崇奉君主权位，又认可弑君篡位的僭越不轨行为。因此他得出荒谬的结论，认为日本的皇统国体十分独特并远超中国：“夫皇朝神圣之统也，一本之国也，与异邦之今日卖履、明日践祚者，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他又强调，为臣者，应当绝对履行崇敬尽忠君主的义务，否则会受到惩罚：“是以毫厘忽上者必罚，芥蒂慢君者必殃，可不敬乎？”他极力宣扬日本“神皇一统”的国体优越性，尽力贬低他国的观念，以后逐渐成为许多日本人的惯性思维方式。

除朱子学派外，神化皇权也是国学派的核心思想。作为国学派有力开拓者的本居宣长（1730—1801），进一步将《古事记》中的神皇神国传说渲染为“史实”，使其似乎更具有“真实性”。他强调以“万世一系”之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最初由先祖天照大神生成之御国，大御神将三种神器交予御手，并交代‘乃为可让自己的子孙永久统治之国’”。根据该神的嘱咐，确定了其子孙历代天皇统治之国，所以天下无扰乱秩序之神和不服从命令之人。直到“千年万年之末代，天皇仍然是大御神之御子，一成不变地受继大御神之御心”。为了证明天皇“神性”的确存在，本居宣长还进一步解释说：“天皇系统万世一系，与天地永久共存而延续之基础，就在于此时之决定。”也就是大御神的“神嘱”决定了历代天皇统治权的合法性。所以历代天皇行事，并非按照自己意愿判断，“而是仅依据神代的故事进行”。这种不顾史实随意阐释神话传说和渲染“神皇神国”的思想，对后世日本盲目崇拜天皇，将其他国家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本居宣长神化天皇制理论的继承者平田笃胤（1776—1843），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前辈学说的承接性：“已如本居先生所言，在古代，称为高皇产灵神，位居天上，造就万物人种。”为了充分证明天皇真实具有“神性”，平田杜撰出了更古老的3种神“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作为天皇的始祖，并称“三柱”，作为天皇的祖神在上天就位。他还诡辩称，天皇的生命乃由天地月生成，“相当于三柱天津大御神之御大孙之天照皇大御用神之皇美麻命下凡”。他几乎将天皇描绘成了自然界运行的一种天体，为了统治人间才依照祖神命令下凡。这无疑是为了让世俗社会的凡人，发自内心地崇拜天皇，相信天皇的统治权才真正具有合法性。这实际上已暗含了对幕府合法统治权的否定。

如果说朱子学派、国学派主张的忠君道德或天皇神化思想尚未直接涉及幕府统治，那么尊皇思想家山县昌贞（1725—1767）则因主张为皇室正名、反对幕府而招来杀身之祸。由此，他于1761年完成的《柳子新论》不能公开发表，直到1884年才得以面世。山县在书中吸收了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借谴责历史上的武士政权排斥天皇，表达了否定德川氏篡权、恢复天皇统治的主张。他首先承接“记纪文化”的思想，表述了天皇的伟大业绩：“神皇肇基，缉熙穆穆。力作利用厚生之道。明明其德，光被于四表者，一千有余年……民到于今，无不被其化矣。”接着又强烈谴责了武士相互争斗、把持政权、排斥天皇的罪恶行径：“至于保平以后，朝政渐衰。寿治之乱，遂移东夷。万机之事，一切武断。陪臣专权，废立出其私，当此时也。先王之礼乐，蔑焉扫地矣！”即便室町幕府掌权，也仍然耀武扬威，将军表面自称天皇将相，“实僭南面之位”。尽管局势如此严峻，但由于“先王之道”符合民心，因而强暴之臣，尚不能毫无忌惮，所以仍能保持“神器不移，皇统线存”。但是几代之后，武将割据重起，相互争夺残害而无穷无尽，一直持续到当前。当政者继续着“战国之弊，苟且之政”，在天下混乱中，人民“将焉守其土，又将焉安其身”？山县描述的幕府专权、排斥天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他主张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为天皇统治正名：“孔夫子尝谓：名不立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名并非空名，而是要恢复以天皇名义制定的各种治理国家的法规：“先王之大经大法，自有律令可见焉。若能有忧民之心，名其不可正乎？礼乐其不可兴乎？刑罚其不可措乎？”山县认为，只有恢复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威，按照天皇颁布的法律行事，日本社会才会走向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种在当时较为“超前”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为德川幕府晚期“尊王倒幕”政治主张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由上可见，尽管从中世到近世，天皇权力长期被边缘化，皇权主义思想微弱，但朱子学传入后，近世的日本朱子学家和国学家受“大义名分”思想的影响，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之神话传说，继续将天皇、皇权乃至“应当”由天皇统治的日本国神化，宣扬一种违背史实的非理性的皇权主义思想。不过这一时期的皇权主义思想，大多尚处于伦理道德抑或哲学思辨的范畴，其影响力仅限于思想界的知识分子范围。

三、内忧外患局面下水户学的皇权主义思想

德川幕府末期，西方已开始工业革命，殖民者足迹已逐渐深入东方。而日本由于雄藩各自为政，导致幕府统治逐渐衰落。加之被迫开国后，幕府政治举措失当，引起社会普遍不满。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日本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国民中的忧国意识、攘夷思潮勃兴。为了一致对外，应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亟须有一个能够凝聚民心的核心力量。而幕府已失去了国民信任，于是一直被边缘化的天皇又被重新抬了出来。

后期水户学派的藤田幽谷（1774—1826）在论述等级名分论时，仍秉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有天地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苟君臣之名不正，而上下之分不严，则尊卑易位，贵贱失所，强凌弱、众暴寡，亡无日矣”。幽谷实际上是暗指幕府将军也属于天皇臣下，不允许僭越不轨，更严禁犯上作乱，否则将国无宁日。为了树立天皇在日本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幽谷将天皇进一步神化：“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地，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天皇统治下地域辽阔，人民众多，民间高人无论能力多大也不敢篡夺皇位，因而“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那么地位“至尊”的天皇与实际掌权的幕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幽谷认为，应当用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约束双方关系：“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崇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严也。”所以真正符合大义名分的政治秩序应当是，“幕府治天下国家者也。上戴天子，下抚诸侯，霸王之业也”。幕府仅仅是摄天子之政，而天子太久不实际掌权，社会难免生变，所以正常的统治秩序应当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朝自有真天子，则幕府不宜称王”。他强调，幕府只是代天皇摄政，天下大权实际上属于天皇；天皇不能长久地远离政权，否则会天下大乱，即暗示天皇应尽快回归实际掌权的地位。

水户学派另一位思想家会泽正志斋（1781—1863）在其著作《新论》中将天皇权力进一步神化。他认为，古代神武天皇的“大治”最能体现国体的政治统一理想：“太祖神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国造，俾司牧人神。旧族世家悉维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归于朝廷，天下大治。”随后他又论述了历代天皇一统土地、人民而“大治”的状态，认为此状态可在日本延续下去：“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灭者而立之规制，原于神圣所能经纶天下之意。经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范围天下，以为一身。岂甚难为哉？”会泽还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法治社会，就必须明确君臣的地位名分，如同弄清楚自然形成的父子关系一样。因为帝王之所以能统治四海而使天下长治久安，并非用一世威严迫使人民慑服，而是靠大义名分长久维持：“夫君臣之义，天地之大义也。父子之亲，天下之至恩也。义之大者与恩之至者，并立天地之间，渐渍积累，洽浃人心，久远而不变。此帝王所以经纬天地、纲纪亿兆之大资也。”他认为，自古以来天皇的地位就不曾动摇，直到今天依然如故。而天皇与幕府将军的关系，不过是帝王与臣下的关系，如同父子间的上下关系一样，不会因为实权的转移而有所变化。天皇终究会掌握实权，君临四海。这些理论显然继承自朱子学“天人合一”的观念，虽有悖于客观上天皇的实际历史地位，却使《新论》被幕末志士广泛流传，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指导方针。

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虽属德川家族，却也极力宣扬尊崇皇权的思想。他认为在古代，天皇就已经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恭惟上古神圣，立极垂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所以照临六合、统御宇内者，未尝不由斯道也。宝祚以之无穷，国体以之尊严，苍生以之安宁，蛮夷戎狄以之率服。”但“神的子孙”天皇仍不自满，继续努力使人民安乐，“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资以赞皇猷”。由于模仿了中国古代唐虞三代的治国方式，所以天皇统治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超越之。只是到了中世，由于“异端邪说，俗儒曲学，舍此从彼”，从而导致日本“皇化陵夷，祸乱相踵。大道之不明于世也，盖已久矣”。幸亏有德川家康“拨乱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开太平之基”。在面临当前国政忧患的局势时，民众应当“奉神州之道，资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歧。学问事业，不殊其效。敬神崇儒，无有偏党。集众思、宜群力，以报国家无穷之恩”。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天皇统治下的“神国”，而不是幕府掌权的国家。当然，德川齐昭并不否定本家族的实际掌权，而是在承认德川幕府统治权的前提下，尊崇皇室的至尊地位并效忠天皇。

藤田幽谷之子藤田东湖（1806—1855）则将“天皇为神之后代”的观念推向极致。他认为，所有天皇的祖先“天祖”居住在高天原，“光华明彩，照彻六合”。这种光彩堪比天上的太阳：“恭惟天祖上同体于天日，下留灵于宝镜。然则赫赫太阳，巍巍势庙，实天祖精灵之所在。历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事祖之义兼存焉。”并且，这种如天上太阳的伟大是其他国家的君主所无法媲美的。后来的天皇即“天祖”的“圣子神孙”，继承了先祖明德，下面的公卿士庶皆“蒙受鸿恩”，各地居民都沐浴化育，甚至连四周的蛮夷戎狄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仰慕之情。东湖还强调，天皇一族是太阳的后嗣，世世代代“奉其神器以君临万姓”，血统延绵不断的天子天孙“垂统创业，巍巍乎其大矣”！所以天皇统治绝不是偶然的，是天地的自然规律。尽管现在日本受到国外“夷狄”的侵扰，也不能撼动“神的子孙”统治下的“神国”。

针对欧美列强的压迫之势，东湖运用皇权主义思想抨击了幕府与外国侵略者：“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孙，皇统一姓，传诸无穷。天位之尊，犹日月之不可逾。”如此伟大的“神皇”，即便是与中国古代德高望重的舜禹、足智多谋的汤武相匹敌者，也只有专心一意侍奉天皇。万一出现主张天皇应当禅让之类谬论的人，日本所有臣民皆可群起而攻之。更何况“借口托名之徒，岂可使遗种于神州乎？又况腥膻犬羊之类，岂可使垂涎于边海乎”?即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幕府，也不能让他在“神州”延续后代；哪怕是来自外国的野蛮夷狄，也不敢垂涎于“神州”的边疆。东湖在此已将天皇和日本神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后期水户学的皇权主义思想，明显继承了日本古代“记纪文化”的神话传说。但由于时代背景发生了剧烈变化，所以这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政治期待，将其作了更加复杂的阐发，突破了以前的伦理道德范畴，而愈加趋向政治领域。针对幕府统治不力的现状，他们不仅鼓吹天皇的“神圣至高”地位，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更新的皇权主义思想：作为天皇臣下的幕府将军以及各级封建主，应当效忠于“至高无上”的天皇，为维护天皇权威和国家稳定效力。尽管如此，水户学派尚未明确要求天皇走上政治舞台，直接担当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因此，笔者赞同日本学者岩井忠雄的分析：“在江户时代，这样的皇权思想，以皇祖皇宗建国的神话为基础，在宣传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地位之神圣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天皇地位的神圣，并不意味着直接肯定其现实的统治权。有关统治，只承认幕藩领主制。”后期水户学派主要强调的是维护以天皇为顶点的封建等级制，而不是要求天皇出来执政。这时的皇权主义“与儒教相结合的道德性色彩特别强。天皇制自身的存在，与其说是政治性权威，不如说是主要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性权威更为合适”。天皇尽管不实际掌权，却可以作为精神支柱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利用天皇权威可以缓解日本国内矛盾，达到社会各阶层共同对外、挽救危机的目的。

四、明治前夕的天皇至尊主张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天皇所谓漫长血脉渊源，给后世的日本舆论继续神化天皇及其权力埋下了伏笔。明治前夕，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求，天皇又在尊王倒幕运动中被抬了出来，并被神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器”，同时应当注意的是，思想界也开始出现“尊王扩张”的主张。

佐藤信渊（1769—1850）明显继承了国学家的神化天皇思想，这一点他自己毫不隐晦：“读本居氏之古事记传，服部氏三大考、平田氏灵真柱等书，及愈益精深探究古代史实。恍然悟懂天地生生之理，悉皆产灵之元运所为。”所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皇祖对世界万物的创造，例如，“近来读皇国之神代诸记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造化之为首者，皆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相关”。他认为，皇祖是首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神。这位大神创造天地万物时制定了“一大纲、四定例”规则，这种规则万古不变，“作为产灵大神镕造天地之规则，乃天文、历数之基础，万物化育之本原”。至于产生人类的神，佐藤信渊又称为“产巢日”，类似于通常理解的生育神。但他认为该神就是《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产灵大神，“或称为皇祖天神者，皆此二神也”。佐藤主张人类也是由皇祖天神所产生，因此专门强调：“是皇祖天神欲蕃息人类，炼成神圣。此乃镕造天地，冲立天柱之神意也。故主掌国家者，讲究产灵之神意，奉行天意，不可不务人类之蕃息哉。”在佐藤的描述下，人类的诞生及繁衍，皆来源于皇祖的创造。

不仅如此，佐藤信渊还借助神话传说，进一步提出世界其他各国也是由皇祖创造，所以天皇应当统治世界的政治主张。这比他的师辈更“向前了一大步”。他提出，既然天地万物皆由皇祖大神创造，那么“由是观此，大地悉皆皇朝之所领也”。日本这个“皇大御国，作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而世界各国皆只能构成日本国的郡县，各国的君主皆为日本天皇的臣仆。就连“青海原潮之八百重”，也是拜“皇祖伊邪那歧大神之速须佐之男命所赐”。既然如此，那么“安顿世界万国之苍生，可知从最初起，便是以皇国为主者之要务”。由此，日本天皇统治世界各国的合法性便顺理成章地被肯定下来。而紧接着，佐藤便在《混同秘策》中，进一步提出了在尊皇前提下如何征服东亚的具体步骤。

对后世日本思想影响极大的吉田松阴（1830—1859），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强化皇权思想。首先，吉田松阴继承了“记纪文化”中皇权神化的传说，提出天下是“日神之天下也。宝祚之隆兴，天壤无极，虽万世犹一日也”。他主张天下江山由日神作主，授予自己的后代日嗣。日嗣再将其分别颁发给诸有功德之臣，后者传给诸位孙子。孙子从祖先发源而来，祖先上溯到日嗣，而日嗣最终回归至日神。这样一来，“父子之亲，由以敦矣；君臣之义，由以明矣”。亲子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君臣关系，就这样由太阳神确定，并经过千百代流传下来。这种利用神话传说来神化皇权的思想，之前的国学、水户学已经反复表露过。

其次，吉田松阴提出“忠君爱国”的皇权主义思想。他指出，凡是出生在日本皇国内的居民，应当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在世界上受到尊重。那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具有特殊性，呈现出“皇朝万叶一统，邦国之士夫，世代袭禄位。人君养民，以续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社会秩序。这里的“忠君”，显然不是指忠于实际掌权的幕府将军，而是效忠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日本当时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为了凝聚人心，吉田企图树立一个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核心象征，那就是天皇。为此他不惜颠倒史实，谬称先有君主，人民是由君主抚养成长起来的。1856年，在回答斋藤荣藏“天下应当是天下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的问题时，他说，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是中国人的主张，而在日本这样的“神州”则截然不同。因为“谨考察我八大洲，皇祖之所开创，传于万世子孙，与天壤无穷者，非他人之可觊觎，其明为一人之天下也”。即主张日本国家是由天皇祖先开创，世代相传至今，与天地同样源远流长，因此天下理所当然属于天皇所有。吉田明显继承了本居宣长和后期水户学的观点。

吉田松阴一方面根据《诗经·小雅·北山》里的古训，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此大义圣经之明训，孰不知耶”？另一方面，为了从理论上深入阐释尊皇的重要性，吉田松阴在《讲孟札记》以及相关讲义中，阐述了对《孟子·尽心》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观点的看法，有针对性地提出“天下乃君主之天下”的观念。他首先解释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义乃人君所自戒也。盖人君之天职，乃治理天民也。若当为民之君，无民则当不上君。故民为贵，君为轻。”他认为，这种提法仅是君主用来告诫自己为民执政的警示语，并非一种客观事实。接着，他再度用神话传说来论证天皇的伟大：“我们国家，即便屈辱，也国常立尊。经过各代众神，至伊装诺尊、伊装册尊，催生出大八洲国及山川、草木、人民，产生出主宰天下之皇祖天照皇大神。由此一来，列祖相承，宝祚兴隆，天壤不动。若万代相传于后世，则国土、山川、草木、人民，皇祖以来皆给予保守护持。”所以纵观天下，没有比天皇更尊者。反过来从君主眼光看，没有比人民更贵者。自开天辟地以来，这种君民关系一天也不能分离。“故有君方有民，无君则无民。或有民才有君，无民则无君。”如果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模仿“西洋鬼子”的口吻，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之类，以至忘却国体，简直太可怕了！这里所谓的“国体”，就是指天皇在日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统治权。吉田还提出，自己曾考证过，“天下非一人天下”这种说法，“语出六韬。未必出自圣经。在汉土也非通论”。例如《诗经》的说法就与之截然相反。而且中国历代很多人都认为，“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这也证明天下的确是一人之天下。此处“一人”无疑指神化的天皇。

吉田松阴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传天皇至尊的观念，甚至不惜采用古代神话传说等方式来大肆渲染，是因为他强烈感受到，列强的压力已使日本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认为，要抗击外国侵略，必须彻底改变目前幕府统治下纪纲废弛、弊端丛生的局面。为此，必须要由天皇亲自掌权，才有可能消除国政衰败混乱状况，抵御外来入侵。他在一首诗里生动表达了这种“尊王攘夷”观念：“墨奴递书向我期，国家安危正是时。普天率土孰非王臣与王土，协力当须却狡夷。”吉田松阴认为，“天下作为天朝之天下，非幕府之私有”，因此幕府是凭借武力而擅权，将天下当作私有，其统治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他提出“天下是天朝之天下”的原理，主张恢复久已废弛的天皇“临朝听政”。实际上是把中国古代的“王土王臣”思想按日本方式进行阐释，其目的是否定幕府统治的合法性，期待天皇出来凝聚民心，挽救民族危亡。可以看出，吉田松阴的皇权主义思想，比后期水户学的理论向政治实践更进了一步。

除吉田外，直到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推行前夕，日本的国学家们仍在坚持不懈地鼓吹“天皇为神、皇权至上”的思想。如1855年，国学家大国隆正在《本学举要》中提出天皇地位至尊但不亲政的思想：“谨奉宝祚无穷之神敕，天皇守护大御位，大将军家执掌国政，对下民勉励以忠、孝、贞，则大帝爵之国体自然彰显。”他主张既要重新抬出天皇并恢复其最高地位，又要承认将军具体执掌国政的权力，这样才符合日本国体。但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即人民的效忠对象是天皇还是将军，因此存在理论缺陷。为了弥补这种缺陷，1867年，大国隆正针对前一年被翻译的荷兰人毕西林的《万国公法》而撰写了《新真公法论》。大国隆正在其中强调日本是“神国”，统治“神国”的天皇地位在万国中最为尊贵这一传统主张。他提出：“日本自神代起，皇统连绵不断。因此，日本乃为本、为尊；各国乃为末、为卑。”既然如此，那么日本的统治者天皇的权力就不仅限于本国。于是，大国隆正提出日本是“万国之总帝国”，日本天皇是“万国之总帝”的观念。他还阐释道：“在这种帝国中，仅有这位日本国天皇，乃由神代流传下来之皇统。如此，以这位日本国天皇作为世界之总王，由各国仰慕祭祀，乃理所当然。”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成立，大国隆正比较了西方的《万国公法》，提出“以日本国为本源，以我们天皇为人类世界之大本而仰慕祭拜之时，只能从上帝、造物者开始立志才能做到，的确应为正道。此刻称为真正之公法”。这里所谓的造物者就是神，他强调在各国统治者中，只有日本天皇符合此条件。因为“在日本，之所以称天子、天孙、天皇，乃因为其真实地作为天帝之子孙而在世”。大国隆正总结性地说：“由于我们天皇乃为上帝之神孙在世，作为万代不易之世界总帝，期待万国服从之时，乃是令人欢欣之事。”大国隆正继续“记纪文化”中的神化皇权观念，宣扬天皇的地位“至高无上”，甚至不仅统治“神国”日本，还要统治全世界。这无疑为以后日本宣扬“八纮一宇”，鼓吹天皇应当统治全世界、进行民族扩张侵略埋下了伏笔。

1867年，国学家矢野玄道向之后担任明治政府重臣的岩仓具视呈献意见书《献芹詹语》。书中除了继续宣扬“记纪文化”中天皇为神之后代的传统学说外，还提出“凡天下第一政务乃祭祀天神地祇，古贤也宣称祭政一致”，所以应以“祭政一致”为政治原则。但与以前完全神化天皇的学说不同，矢野玄道主张天皇应自天上降临地面，“行天下人民之皇政”，因为“至尊一旦让天皇祖神亲期……则如上代，至无为之化，不言之教，欲使会同四夷八纮，诸事不会偏颇”。他认为，天皇亲自临朝可以确保政事的正确。但这并非让天皇亲理朝政，而是“政权分交大臣等执掌，天皇至上，所统者惟神之神理”。他还要求将这种体制“晓谕天下，直至小民”“恢复惟神之皇政”。可以看出，此时矢野玄道已完全摈弃了对幕府的幻想，而将，执政理国的希望寄托于朝廷。同时他希望天皇委托大臣实际理政，而不仅仅是“高踞天上”做一个人民看不见的神灵。其治国宗旨仍是“神政”，也就是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世俗政务归结于“遵循神理的神之皇政”，本质仍属于神化皇权的政治观念。

另一国学家铃木雅之于1867年著《治安策》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尊皇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继承“记纪文化”的神化天皇思想，另一方面又依据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学说指出：“君臣乃治乱之枢纽。天下人心若尽皆尊崇天皇，则一致和谐而无乱，达于至治。若仅尊则仅治。天下之人臣若尽皆轻侮天皇，则非一致和睦。”铃木主张维护严格的等级秩序，摈弃长期以来武士政权轻侮天皇的不当政策。为此必须使全国人心统一起来：“天下治安之策在于人心统一。统一人心之道，在于明确君臣名分。若君臣名分明确，则私欲自消，人皆进入公道。若异体同心，尊崇天皇，是即人心统一，进入天神赋予之真道。”只有确保君臣大义名分不乱，使全社会一致尊崇天皇，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平安。值得注意的是，铃木不仅认为天皇是“神国”日本的统治者，而且还是受天神委派的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天皇即万世无穷之世界之真君。皇国乃万国之宗主国。若然，则万国皆仰视天皇为真君，视为尊贵，一心仕奉。此乃天神鸿大无量仁慈之大御心，人类之大义。”他实际上是要求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和国家也尊崇天皇权威，服从天皇统治，这就将被神化的天皇统治权限扩张到世界各国。铃木雅之与大国隆正同样，从神化皇权的视角，为日本以后的民族扩张政策，编造了具有“正当性”的理论前提。

为了达到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的政治目的，日本从近世至维新前夕，天皇再度被抬到了“至尊神”的高度。这种神化天皇和皇权的非理性理论，被维新志士作为倒幕旗帜高高举起，在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建立推动和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政府运动中，发挥了精神鼓动作用。然而，其非理性的一面也留存下来，给明治时期的皇权主义思潮提供了思想来源。

五、明治时期皇权神化思想的延续及特征

明治时期，皇权神化思想被继承下来，但出现一个以前几乎没有的特征，那就是塑造皇权神圣地位的不仅是思想界的知识分子，还有政府机构甚至宫廷本身的参与，这在德川幕府时期是难以想象的。明治政府刚成立不久的1869年，太政官在对日本百姓的告谕中，就承接了“记纪文化”传统，明确新政府主张的皇权至上思想：“天子乃天照皇太神宫之子孙，此世始成为日本之主，神圣之御位正一位。即便生在各国，也皆由天子控制，诚然比神更尊贵。每一尺土地，每一位人民，皆属天子。若作为日本国之父母，即便连御敌者大名，天子要取其性命，也不容些许辩解。”这就是强调维新后天皇不再深居冷宫，而是要重新主宰日本。代表中央权力的太政官为了树立天皇权威，居然将“普天王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观念通通用了进来，目的是促使社会各阶层重新认识天皇的至尊地位。

统治机构甚至还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各类诏令，继续神化天皇及其权力。1870年1月3日，天皇发布《宣布大教诏》，将皇权与天神直接联系起来：“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但进入中世以后，皇权长时间呈现异常状态：以下克上，武将专权，社会污浊不堪，正确的发展之道被阻断，百姓受不到正常教育。然而好在“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就连维新变革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只是为了“宣扬惟神之大道”。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有些滑稽，但可看出新兴的明治政府为了凝聚民心，稳定当时刚推翻幕府政权后混乱局面的良苦用心。

同日，天皇在新落成的神殿中祭祀天神地祇皇灵时，又发布神灵镇祭诏书：“朕恭惟，大祖创业，崇敬神明，爱抚苍生，祭政一致，所由来远矣。朕以寡弱，夙承圣绪。日夜惕，惧天职之或疏。乃祗镇祭：天神地祇八神暨列皇神灵，于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几使亿兆有所矜式。”诏书中天皇直截了当指明自身血统源自天神，由一代代天皇承继沿袭而来；而且强调明治维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亿兆百姓继续沿着神明所指引的道路前进。这实际上是将严肃的政治社会改革，与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结合起来，显示出所谓“祭政一致”的宗旨。

1871年7月4日，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大教之御指令书》。诏书强调：“大教之要旨，在于敬神明、明人伦，使亿兆正其心、效其职，以奉事朝廷。”从政府的文书中明显可以看出，德川幕府末期根据日本古代神话传说神化天皇权力的思想，被维新后的新政府继承了下来，并力图将其灌输到老百姓心中，以便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手段，也可以理解为新政府同旧的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是明治维新改革不彻底的重要思想因素之一。当缺乏先进的思想理论号召国民参与改革时，便借助神灵的威望树立最高统治者权力的正当性，以促使日本人民绝对服从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新政府的统治，这无疑对以后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不仅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刻意神化皇权，就连地方政府也继承了国学家的理论，宣扬神国思想和天皇的独特尊贵。1868年10月，京都府向当地人民发布告谕。告谕首先强调日本国家的“神性”：“我国号为神州，世界之中所有各国，无胜于我国之风仪。”然后指出，居住于“神州”的居民，如果要考虑“合乎人之道，不背离生于神州之主旨，则应首先考虑感激神州，常怀报答国恩之心”。为什么日本这个“神国”会优胜于外国？告谕分析是因为有“万世一系”的“神之后代”天皇统治：“云神州风习胜于外国，自太古天孙开辟此国、树立伦理以来，皇统平安无事，代代传承，治理此国，爱怜下民之睿虑颇深。下民亦代代爱戴、尊奉天皇。”对比外国的君主，因时常更替，所以其“君臣缘分也就百年或二百年。昨日之君，成今日之仇；今日之臣，成明日之敌”。而日本则截然不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皇统岿然不动，人民血统也无大变异。所以呈现出“上下恩义，弥厚益深。是即远胜外国之风尚，此事乃天孙置立之御教，君臣大义之申明也”。这实际是在向基层人民灌输传统的“神皇神国”理念，要人民用实际行动效忠天皇，无条件地服从以天皇为代表的明治中央政权的统治。

明治维新后，由于一段时期内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因而西方传入的人权、自由平等、立宪主义等思想，经过启蒙思想家和民权理论家的宣传，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国学家长谷川昭道对社会上流行的“天赋人权”思想和主张仿效英国宪政的思想十分反感，坚持神化天皇的传统观念。他在1873年发表的《时务策其二》中，强烈主张“皇国为天皇之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人民为天皇之人民，而非自主自由之人民”。针对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立宪政体略》和《真政大意》两本书中宣扬的“天赋人权”思想，长谷川于1875年发表《立宪政体顽见》进行批驳。他认为，作为日本人应当知道，从几万年前起，日本就有“皇统一系、天壤无穷之实体”，但加藤这两部书“不知其实体，故蔑视祖宗，轻视天位，发表妄言，倡导邪说，岂不败乱与天壤共所以无穷之大道耶”？长谷川针锋相对地提出，日本皇国的天下作为祖宗之天下，“乃皇家之私有也，决非天下亿兆之天下也。人民作为祖宗之人民，乃皇家之仆妾，决非自主自立之人民也。政府乃为治理祖宗之天下，即皇家天下亿兆之官府，决非代表天下亿兆治理天下亿兆之政府也”。所以，作为日本臣民，“不可有妄图参预国事之权利。是其理明明昭昭也”。他坚持国家为皇家私有，明确反对人民参与政权管理社会事务。长谷川昭道再度重申了后期水户学强调的天皇“神圣”地位“至高无上”的观念：“夫由天日以皇国赐予国常立尊，日子日孙，万世一系。将此皇国无穷授受之事，皇统即真正天日嗣，皇国即皇家御国也，素来明白了然非天下之天下。”而人民不过是在天皇之后产生的，由皇国所养和掌握生杀大权，应当明白他们皆为皇家臣妾，决无自主自立之权利。所以他主张“皇国有君然后有臣，臣民即为君而生，绝无为臣民而立君者，昭昭明明也”。这种起源于太阳崇拜的神话传说，被用来当作证明天皇统治的正当性依据，十分荒诞。而且长谷川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否定人民通过生产劳动养活自身、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客观事实，强行论证是天皇养活了人民，甚至认为先有天皇独自出现，然后才产生出了人民，所以人民只能作为皇家的臣仆。这种理论听起来仿佛痴人说梦，但长谷川为了宣扬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连最基本的常识也弃之不顾了。

结合明治初期的日本形势可以得知，长谷川继续神化皇权无非就是为了阻碍日本学习欧美先进国家，实行以立宪政体保障人民权利的近代化制度。所以，当“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提出要在日本建立“政规典则”，即制定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时，长谷川指责木户道：“不明神皇之大道，不详皇国之国体而立政规典则之大本，则其所立之政规典则，悉为妄制臆断，大戾三才之大经，违反神皇之大道，违背皇国之国体，遂必招致国家不测之深患大祸。”长谷川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日本建立天皇独裁的政治体制。

1870—1874年，在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方针的舆论环境下，社会上流行各种与文明开化有关的文论。冈部启五郎对这些文论加以整理后，对每篇文章进行了评论，汇集成《开化评林》。其中1873年，留学美国的日本学生矢田部良吉来信，谴责日本当前的政治制度丝毫不考虑人民的政治权利，与文明开化的总体趋势背道而驰，强烈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875年，冈部为来信起名“洋学生的政体论”，并对其加以评论。冈部认为民主主义理论不适合于日本，他宣扬“本邦天祖以来，皇统连绵，万世一系”的皇权主义思想，认为日本国体是真正的君主独裁，政府是天皇为了统御万民而建立，并非由万民通过民主商议之后，作为协调机构而设立。国家事务皆应由实行独裁的天皇决断，“所谓一人之天下，百官的黜陟进退，唯在睿虑宸断”。例如各县官，无论老百姓同意与否，皆由“主上精选适当堪任者使其从事，丝毫不待舆论”。他认为，矢田部主张的民主论最终会破坏国体，使日本成为共和政治，而“万国中共和政体也最少，是自有弊害也。何况我国耶”？可以看出，冈部启五郎强烈排斥欧美传入的先进政治理念，继承了皇权至上思想，仍然将国民视为愚昧无知的“群氓”，不让其拥有丝毫的政治权利，主张其一切政治经济事务皆由天皇主宰。

与此类似，皇权主义思想家吉冈德明（1839—1898）针对一些开明思想家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主张施行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于明治宪法颁布的1889年撰写《开化本论》进行反驳，强调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必要性。吉冈认为，社会上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毫无根据。在日本这样的“皇国”，假若实行没有君主掌权的“野蛮”政治，简直不可思议。那些“以我政治，或彼看作所谓君主专治，或彼至如欲作为君民同治，无非疑似之迹，不得不辩明之”。针对社会上思想家们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吉冈承担起了“皇权至尊”卫道士的角色，替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他首先“辨明”天下的归属，认为“此天下非人民之天下，也并非最初为天孙一人之天下。所谓其最初作为天祖大神之天下，天孙即代表天祖按照天宪统治亿兆”。接着又提出治理这种天下的政府，应当奉持“天下之人民以归顺天祖天神之御心为政务之第一义，以保护人民为政务之第二义”。即驱使人民归顺皇权，是政府的主要责任；至于保护人民，反而被降到了次要地位。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民权理论完全是针锋相对的。

吉冈德明违反客观规律，强调天下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所有自然物都属于天皇所有，甚至连山川草木、禽兽虫鱼、金石玉璞、布帛米粟等，皆属于天皇所有。既然如此，“各国人民享受宇宙大君之土地，习惯已久，便自己心有所得。不仅缺乏贡献义务，甚至还主张自主自由君民同权等，掠我天皇权利者，岂非诬天之罪人耶”？他认为，那些文明开化浪潮中出现的民权理论，企图让人民参与或部分参与政治的想法，都是为了掠取天皇本来应当全部拥有的政治权利，这等同于僭越不轨的犯罪行为。吉冈完全是用传统的“天下为君主之天下”陈腐观念，来对抗近代化的民权思想，希冀以此阻止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东京帝国大学的内藤耻叟（1827—1903）坚持后期水户学神化皇权的思想，继续宣扬传统国体观，希望将其永久存续下去。1889年，他发表了著作《国体发辉》，认为日本国体与他国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土地所有者是天皇，“土地所有之主，从太古开辟天地之时，由我天皇陛下之祖先担当。作为天祖之所有”。而且经过若干代之后，直至今日，仍丝毫未变，这些国土“不被他人所侵，连绵不断，大八洲国寸地尺土，悉皆为皇室所有”。这与传统“普天王土”思想和吉田松阴的主张完全一致。第二，日本全体人民的祖先是天皇，“人民的祖先，即此人类之始祖，乃为太古之天神。凡此国中之人种，没有一人不是神的裔孙”。由于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日本成了“神国”，日本人民都成为“神的子民”。第三，阐释了“教化之本，乃天祖之宝训，明确君臣之义、父子之亲，也无不云由之而立”的思想。正因为此，才能明白土地与人民属于皇室之理由。所以，日本国家的特点是“以祭祀之礼，作为教化之本。也由此理明确，一国臣民土地，皆统一由天祖产生。此绝非他国所有”。根据内藤的这种阐释，天皇世代皆为全国人民的精神导师，人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恭听天皇教诲，天皇圣旨就是人民的行为准则。第四，人民的所有经济活动、衣食来源，内藤耻叟全部归结于天皇及其祖先，“衣食之源，在三种神器中被添加之斋庭之穗，又忌机殿之织物等，皆非由他国传来之物，我耕织之业，皆天祖之所教，绝非他国所有”。实际上，内藤所列举的这些特征，都只是将“记纪文化”中有关天皇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同时结合社会实际，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等国民的一切所需都归于天皇的恩惠。由此，天皇成为神在人间毫无争议的代理人和无所不能的操控者。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制定《明治宪法》的总负责人、曾留学英国而具有近代化意识的伊藤博文，居然也持有传统皇权主义观念。他不仅在制定宪法过程中强调树立天皇为政权核心的重要性，而且在宪法颁布之后，对当时亚洲最具近代化性质的宪法进行释义时，也延续了皇权神化的思想，将其与新颁布的宪法相联系进行解读：“神祖开辟以来，虽时有盛衰，虽世有治乱，皇统一系，宝祚之隆，与天地无穷。本条首揭立国之大义，示我日本帝国，与一系皇统相依始终，亘古今永远，有一无二，有常无变，将君民之关系，以昭万世。”伊藤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记纪文化”和传统皇权神化观念，将一些神话传说中的无稽之谈当作对国家根本大法的解释依据，显得十分不协调甚至很滑稽。他依据“记纪文化”的神话记载论证了天皇权力的性质：“统治乃身居大位，统御大权，治理国土与臣民也。古代典籍云，天祖之举敕，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宜尔皇孙就而治焉。又恭称神祖，谓治御国天皇。”天皇的职能是运用权力“调平天下，惠抚公民”，历代天皇皆以此义作为治国宗旨。在宪法体制下的天皇应当“重祖宗之天职，表示君主之德，在于统治八洲臣民。而非享奉一人一家之私事。此乃宪法所以为其基础之根据也”。虽然其解释中包含了君主“统御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积极思想，但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溯源于神话中的日神“天祖”，而不是日本国民的委托，无非是力图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以维护政府统治的正当性。由此可以窥见，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封建因素的顽固存留。

1890年，天皇《教育敕语》颁布之后，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对敕语进行了阐释和“衍义”。曾留学欧洲的井上竟然也继承了“记纪文化”的传统皇权观，极力神化天皇和日本国家：“当太古之时，琼琼杵命，奉天祖天照大神之命而降临。由此列圣相承，至神武天皇，遂讨奸诛逆，以统一四海，始行政治民。以建立我大日本帝国。”他提出，由神武天皇即位至今，皇统连绵达到2550余年，天皇的威信越来越高，“是为海外绝不可比类之事，乃我国超然秀于万国之间之原因也”。国家是由“神”创建，由“神的后代”进行统治，这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因此日本在世界上最为优越。井上为了使皇权至尊主张能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不惜伪造历史，这与《古事记》、国学和后期水户学的神化皇权思想一脉相承，但是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却完全不同。水户学宣传皇权主义是在德川幕府末期，针对当时日本内忧外患的局势，为了凝聚人心、渡过危难而编造。而井上发表《敕语衍义》是在明治宪法颁布之后，新的政治体制基本建立，日本的近代化已有长足发展之时。虽然条约的修订尚未完成，但内忧外患的局面已逐渐扭转。因此可以看出，他重复宣扬皇权至上的思想，纯粹就是为了神化皇权，愚弄人民，维护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藩阀政府的专制统治。

在肯定天皇“至尊神圣”的基础上，明治思想家中甚至有人主张天皇“君临世界”。德富苏峰在1893年发行的《吉田松阴》一书中肯定了吉田松阴“尊王扩张”的思想：“像松阴那样，也乃是由这种攘夷引起了尊王者也。彼作为现实之攘夷家，而非空想之尊王家……彼固然乃尊王家，至于其尊王精神，始终一贯。”他认为吉田主张讨幕，并非最终目的，其所谓“攘夷”的目的在于“将国体完全震醒人心，伸张元气，发扬国威”。德富苏峰所说的“国体”就是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而发扬国威就是对外扩张、将天皇统治权扩展到外国的同义语。

可以看出，以古代“记纪文化”为滥觞的神化皇权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改变。一旦时机成熟，便会重新泛起。虽然到了走向近代化的明治时期，传统的皇权至尊意识仍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泛滥，无论其表征如何变化，非理性、非科学的神化皇权思想的主线始终贯穿其中。

结    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起源于古代的“记纪文化”。虽然中世时期武士专权，天皇被排斥出政坛，以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为代表的皇权主义思想由于十分微弱而几乎呈现“断裂”状态。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它又会重新泛起，并被人为地推向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更加深刻的层面。近世前期的尊皇思想流派，主要从伦理范畴阐述了被长期冷落的天皇的“神性”及其“至尊”地位。但到了德川幕府晚期，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从后期水户学派到吉田松阴等思想家们，将鼓吹天皇“神性”和“至尊无上”的地位与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在日本民族危机加深的局势下，提出“尊皇扩张”的政治主张。到了明治时期，为了确立新的政治体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日本继续宣扬天皇“神性”和“至尊无上”的地位。然而，从不同时代的表征我们可以看出，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记纪文化”将天皇描述为“神的后裔”的精神脉络。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在鼓吹“皇权至尊”时，皆呈现出对这种古代神话传说的继承和发挥。即便是在大力学习欧美、推进文明开化的明治时代，对“天皇至尊”的宣扬，仍然与古代、中世和近世的皇权主义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神皇”、“神国”等观念在各派思想家的大肆鼓吹下，已深深浸润于日本社会，造成了近代日本人盲目自大、蔑视他国的畸形心态。

将这种皇权主义思想置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可以看到，由于盲目崇拜天皇和皇权“神圣至上”的思想被广泛宣扬，导致近代以后日本社会许多事物皆与天皇联系起来。如日本被称为“皇国”，人民被称为“皇民”，军队被称为“皇军”，甚至侵略别国建立殖民地被称作建设“皇道乐土”。由此可见，皇权主义思想除了在幕末凝聚民心以拯救民族危机、在明治初期消除幕府残余势力以扫除近代化障碍方面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外，在以后的日本国家发展中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甚至因其反复宣扬天皇应为世界各国统治者，导致日本人为了效忠天皇而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径似乎都有了所谓“合法”依据，使日本的现代化误入歧途。直到日本在二战中战败，1946年《人间宣言》的发表，才使天皇走下神坛回到人间。但是，由于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权衡各方利弊后，继续保留了所谓象征天皇制，并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从而导致对天皇崇拜的负面影响没有彻底消失，这一点必须引起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作者许晓光，系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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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湘 宇

校审：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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